这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新青年？理论上有吗？事实上有吗？谁是新青年？有新青年，有没有旧青年？这不又是幼稚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么？
青年有新旧。虽说又是二元，是一个古老却未必陈旧的哲学问题。老子就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一对对二元，不是事实么？青年的新旧也一样。谁叫人有两眼、两耳、两鼻孔、两手、两脚呢？固然，人只有一张嘴，但后者并不能否定前者大量的存在。谁叫人生在天地间呢？有天地，而且有太阳与太阴。
青年是与老年相对的。这是生理的年龄区别。青年而新，就不是生理的区别了。它是文化、思想、心理的区别。因之老年也有新旧。现在讲新青年，在读书人中，不管喜欢不喜欢，还是曾经喜欢而现在不喜欢，太抵都冥冥中从那个以“新青年”相标榜的杂志而来。这不是巧合，也不是乱点鸳鸯谱，这是历史。历史毕竟难以叫人忘怀。原本叫“青年”的杂志，出世不久就改叫《新青年》了。它的编者，用当时的眼光看却并非都是青年。创办者陈独秀（1880－1942），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已经35岁。待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的，胡适（1891－1962）27岁，刘半农（1891－1934）27岁，李大钊（1889－1927）29岁，钱玄同（1887－1939）31岁，沈尹默（1883－1971）35岁；鲁迅也曾参与，已经37岁了。然而他们共同致力于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他们无论老少，名副其实是新青年。“新青年”不是生理年龄，而是文化年龄。假如有人倚老卖老，那么，他可以是新老年，自然，也可以是旧老年。
一种文化，如果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乃至于其实数以万年计的生长与发达，有如参天大树，根深而叶茂。何以言旧？何以言新？阻碍新生活的就是旧文化，催促新生活普及的乃是新文化。这又是必须看一种文化的根柢，而不能看它的枝叶的。根柢，就是命根子，就是精义，就是基本原则。枝叶是可以改可以变的，根子却不能动摇，不能改变，一改就焕然一新了。《礼记·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一部二十四史，改了多少朝代。“得与民变革者”变了多少！而“不可得变革者”迄今几乎未变，几乎，我说的是几乎。主张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资深学者也说，“中华文化的精义，尽于三纲六纪”。“三纲”是文化新旧的分水岭、试金石。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册上的《一九一六年》作了透彻的切中要害的评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之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之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鲁迅反对“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的“父为子纲”，倡导“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反对“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的“夫为妻纲”，倡导“男女平等”“自他两利”的男女关系；鲁迅反对“君为臣纲”尤其清醒而坚韧。他辛亥革命前即断发明志、拥护革命，但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国号“民国”，旗号“共和”，他不受蒙蔽，看破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现实，表示“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当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四一二”血腥的屠杀，鲁迅当天就收回他的支持，营救被捕学生，辞职抗议，公开谴责。此后与日俱增地洞察国民党的“党国”就是变相的封建王朝，蒋介石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没有披着龙袍的皇帝；终其一生不遗力反对法西斯专政；冒着生命危险，不顾通缉，支持、声援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同时，他也坚决反击某些共产党员对他的“围剿”，反对他们充当“元帅”，“工头”，“奴隶总管”，警告他们说：“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按：即列宁。——引者）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鲁迅的生理年龄自然而然年年老大，乃至终结；鲁迅的文化年龄却青春永在，并不因年龄老大而暮气沉沉，老气横秋，背离新文化，以老子自居，充青年导师而自鸣得意。鲁迅无愧为“新青年”。
在新的千年到来的前夜，我读到了《新青年文丛》，怦然心动，油然联想到上一个千年的新青年，发生上面的一点感慨。
《新青年文丛》收莲子的《西域的忧伤》，杨竞的《林中响箭》，王开岭的《激动的舌头》，孔庆东的《空山疯语》和余杰的《想飞的翅膀》。这些的确是新青年的作品。他们年轻，却生活得很有分量，从自己真切的阅历滋生出忧伤，这忧伤根源于爱而指向普通人的世界。他们朝气蓬勃，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思想。他们血气方刚，激动不已，有话要说，他们有飞翔的翅膀。他们自信这些是“林中响箭”。这话曾见于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也许是巧合。但我以为鲁迅写下的那段评语，移到这里也大抵合适。举一个例吧：杨竞说：“研究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研究三件事。第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对妇女是什么态度；第二，看他们对待孩子是什么脸色；第三，看他们对待动物是什么表情。”第一第二虽然有人说过，但真理不怕重复，尤其当真理仍旧停留在纸面的时候。第三则是新的概括，是人类走出动物界，抛弃弱肉强食的动物性动物原则而获得人性成其为人的新时代的一着。
青年是有新旧的。自然，这恰如孔子所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在新旧两端之间，有广阔的中间带，半新半旧的，不新不旧的，有新有旧的，多得很。而且“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这就是人世间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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